1998年的暖冬，对许多人来说并不轻松。钱钟书先生的悄然远逝，给痛失巨星的中国社科学界带来了几分沉重。近日，记者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分明感受到，透过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、幽默机智的灵性文章，这位传奇式的文化大家，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是深深的感悟与思索。
张海鹏（近代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）：
对于一个学者来说，潜心作学问、不受外界的诱惑是最重要的。书是不是写好了，才是学者唯一应该关心的，这是钱先生留给我们的治学之道。说似平淡，其实难得。在当今学术界，把拼凑的学术论文作为出国参加研讨会、“广结朋友”的敲门砖，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。我就遭遇过几次这样的尴尬：有的学者在国外的会议演讲平淡如水、报送的论文水平太低，甚至被国外的专家认为“不值一评”。还有的人在学术会议上把本来就不多的报告时间，大部分都用在感谢主办者邀请上，发言时间到了，报告却还没有进入正题。作为一个中国学者，我坐在那里很有些不安于位。我想，对于自己的著作，已经成名的学者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名誉；还未成名的学者，更要首先把自己的学问搞扎实。
目前，一些中青年学者在学术上“坐不住”，仅利用二手资料就写成了自己的书。有些在图书馆、档案馆都看不到影子的学者，出书倒是不少。这样的著作，内容肤浅不说，还有很多是围绕大体相同的内容反复拼凑、“编辑”而成的。人们都说，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，那么对“剽窃自己的作品”又该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这样的“著作”在学术上的贡献、对学科的推进到底有多大的帮助？
我们知道，即便像钱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，他的著作相对于其学识而言，并不多，每一部著作都是倾心之作，对待学术的态度非常严谨。我觉得，作为学者，应该有这样的精神：你的研究成果一出，至少10年、20年没有人敢在这个问题上再做文章，你自己也没法再做下去了。在这一点上，真正的学者，要慎于“出手”。
张炯（文学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）：
关于钱先生，最遗憾的是他的学问没有完全写出来。时间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，从钱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突出。在“五七”干校，钱先生看农具、守菜园的时候都在读书。没有外文资料，他就读德共的《红旗报》来温习外语。尽管如此，十年文革，钱先生也和其他人一样，难以去著书立说。十年动乱以后，钱先生的时间抓得很紧，长期闭门谢客、潜心学术研究，他常讲时间有限，要抓紧时间把《管锥编》弄出来。我们探望他事先都要得到他的允许，每次也都是匆匆十几分钟就告辞出来。钱先生家客厅里有一张书桌，到他家里，他总是在伏案工作。
按照钱先生的设想，《管锥编》的论述范围原本是从先秦到晚清，这项宏伟的计划没能最终实现，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损失。回过头来看，十年浩劫，时间的流逝，不但使青年学者失去了成为学术大家的机会，也使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未能充分向世人展示其学术造诣。
马大正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）：
钱钟书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，就是他始终能够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，潜心作自己的学问，不随波逐流做违背自己本心的事。钱先生为学、做人的方法与那些“花花绿绿”的“成功之道”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今天，很多年轻人都是通过电视剧《围城》而“发现”钱先生的。像钱先生这样一个大学问家，几十年来被“遗忘”，是国人的不幸；而重新“发现”钱先生，又是一件幸事，因为这证明了学术发展终归会回到它本身的轨道上来。钱先生是用他生命中很长的一段时间证明了这一点。几十年中，很多“理论家”和理论文章都如昙花一现，而钱先生一些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举动，如今看来却是正确的。这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
社科界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为国效力？我认为，学术研究应该贴近生活，但还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只有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，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，供决策部门全面参考，才能更加体现出学者和学术研究的价值。钱先生的著作留在世上，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进行研究，各种纪念、回忆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钱先生未变成文字的言行：他是如何能甘于寂寞、如何能抵挡名利的诱惑，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，这些东西更加值得我们思考。
郝时远（民族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）：
现在，社科研究人员的学历层次在提高、高级的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。但是，在学术上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也很多。其中，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视野太窄。很多研究人员在上学的时候就选择了某一专业开始学习和研究，作硕士论文、博士论文，很早就定下了学术研究道路，这样教育的结果，造成了研究技能和研究方法上的单一，“博士不博”的现象普遍存在。培养出来的人与钱先生这样的文化大家拉开了差距。
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，我们已有的东西能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？时代要求我们应具有的知识系统越来越复杂，不仅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汇，而且是各种学科之间的交汇。知识更新缓慢、学术基础不广博，其学术成果的效益也就非常有限了。现在有的学者，不但在知识积累和更新方面显得缺乏和僵化，甚至还在拼命维系自己学科的界限，自己束缚了自己的发展。钱钟书先生从未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学科中去，而是去做自己感兴趣的题目。因此，钱先生的作品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，使很多人都能从中得到教益，而不是只得到某学科人士的关注。两相比较，其中差距不言自明。
同时应看到，在钱钟书先生广博的学识背后，是老先生青灯孤影下的不懈努力。在信息时代，像互联网这样的手段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最新信息的距离。这并不意味着这就“打通”了“中西”、可以“学贯古今”。学术重在研究，在互联网上查询，只是省去了我们以往做笔记、卡片的时间，而有些研究人员恰恰是将研究这一过程简化了。“网上编辑”，愧对学者称谓，那是“炒卖者”和“编书家”该去干的事情。
刘扬忠（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：
钱先生淡泊名利、潜心治学的品格非常值得我们敬重和学习。自身的不懈努力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前提。然而，必须看到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又有很多外界的因素制约了这种精神的发扬。
对于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来说，在职称的评定、住房条件的改善、孩子上学的费用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。研究人员待遇普遍偏低的现象依然困扰着学术界。真正的学术作品没有出版社给出，受经济利益的诱惑，一些人围着出版社转，在不是自己所长的领域搞所谓的“畅销读物”。其实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作这种“短平快”的东西，不是作学问，但还是有人去做。这其中，不少人是为了名利，但也有的是出于“为稻粮谋”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在学问上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应该是每一个学者的追求。但是，现在职称晋级、申请课题研究等等，都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而且和学者的待遇紧密相关，三、五年没有搞出成果，各方面都要受影响。因此，在反对学术界浮躁之气、倡导学者潜心作学问的同时，政策上有所鼓励也应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有一个事实不容回避：今天的社科学界，在老一代相继淡出之际，新的文化大家却依然无处寻觅。在为巨星陨落黯然神伤之际，我们同样期待，新的一代能为学术的星空增添新的光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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